小野丽莎的歌声真是像她的笑容一样亲切。她就像是一个从小看你长大的姐姐，这个姐姐暑假时会带你去河边抓螃蟹，或是骑单车带你去吃冰，她分得清哪个是指甲花哪个是牛奶草，还会用嫩树枝编织小筐，会把珠珠门帘绞成耳环给你戴，会带你去公园小山坡上挖香椿炒鸡蛋，会在去和男同学约会时把你带上当灯泡……这就是我对姐姐的想像。

听歌啦！

韩国驻华使馆终于忍不住出来澄清了，从没说过曹操、李白、孔子、孙中山是韩国人这种蠢话。其实当这种“韩国人证实XXX（中国传统事物或著名人物）出自韩国”的有中国特色新闻文体越来越多时，你我应该知道这就是搅屎棍们的小把戏。不知道韩国人是怎么看待我们国人这种心理扭曲的行为的。

通过对一些媒体人士的了解，我认为他们有些人是非常偏颇和不客观的，像多事的家庭妇女，爱张家长李家短地捏造“新闻”。如果他们有“被迫害妄想型”、狭隘民族主义、哗众取宠、自以为是等臭毛病，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舆论来引导那些独立思考能力很弱的百姓呢？他们总是在骂外国人把我们妖魔化了，但是他们又总忍不住把别人妖魔化。像伤了自尊的姨娘一般自怨自艾、骂骂咧咧，捏造事实以博同情和关注，为自己病态、猥琐的精神亢奋找一个高尚的借口。当其它国家质疑我们时，我们总是表现出异常强烈的自尊，把自己搞得很壮烈，如同与风车搏斗的骑士，如同与整个人类做斗争的阿凡达，如同我们的朝鲜兄弟。

当然，我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其实那些媒体人士也不辩新闻真假，在网上看到传闻了，便以讹传讹，通过官方报道将野史扶为正史。如同去年《环球时报》非常严肃认真地在很重要的版面转载了一篇译文，后被证实是西方媒体在愚人节开的一个小玩笑。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媒体人连判断能力都没有了。

另外，我由此想到：话语权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那种审时度势、风吹两边倒的所谓“社论”、“观察”也是不可靠的。从历史进程来看，我天朝各大报刊在各个时期自打嘴巴自摆乌龙的事情太多了，真可谓“翻手云，覆手雨，怎么说都是我有理”。

相关的新闻链接

看到以下新闻中那些虚构的“韩国教授”和“学说”，你就知道中国人真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与人斗其乐无穷，没有人，臆造个人来斗也其乐无穷。”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25/123320342176.shtml

http://pinglun.eastday.com/p/20100527/u1a5228071.html

今天去了久违的南城。南城对于我来说像一块烧红的铁，想到它脑子都会烫一下。

出了蒲黄榆地铁站东北口，忍不住一直朝西北口张望。明明知道应该往东走，却鬼使神差地踏上了西边的安乐林路。走了3分钟突然醒悟，转身朝正确方向奔突。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几年前的某个黄昏，我们扒在地铁工地的墙头，兴奋地看着那个状如地铁站口的黑洞，说着将来往来是多么方便。两个成年人扒在工地墙头的画面一定很傻。那个黑洞就是现在的蒲黄榆站西北口，那个“胎儿”现在是个半新不旧的物体了。

把事情办妥后正准备离开，在人家办公桌上发现一个信封，那收信人的名字赫然写着“郑建”，比某某就少一个字！惊悚！南城真的充满了某某的气场。冤家，退散！

今天看严歌苓的小说，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些故事。

小时候豆豆姐姐常受外婆的“委派”，一手拎着一撂沉甸甸的捆扎好的报纸，一手牵着晃荡着两条小辫的我，去铁道边的收购站卖废品。再拿着换来的钱，带我去马路对面的地下防空洞。那个防空洞座落在几棵大树下，水泥砌的一个整体的小建筑，水泥拱门，门上有红漆刷的“青年冰室”的字样。从拱门进去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路——我忘了是台阶还是一个斜坡，总之越往里走越黑暗、越寒冷，夏天进去也像冬天一样透心凉，地道两边的水泥墙也是冰砖砌成的一般。从夏天刺眼的阳光中乍一走进这个黑暗的“碉堡”，好一阵子都不能适应，看不清脚下的路，伸着脚向前试探着走。越往里走越黑暗，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昏黄的壁灯，引着你往深处走去。防空洞里有弯道，有时你不知拐个弯会有什么。如果突然迎面碰见从里面出来的人，大家都吓一跳。我能听到远远的不知从哪儿传来的说话声，在这个黑暗的所在，嗡嗡空灵地回响着，可是不拐过几个弯你是看不到人的。

拐过几个弯，会看到黑暗中有几个没门的“延安窑洞”的，昏暗的白炽灯下，几个阿姨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戴着棉帽（哪怕外面是三九伏天，她们也得这么穿着！）坐在小凳子上忙碌着，这是一幅外面所看不到的热闹景像：她们身旁是一箱箱刚冻出来的浅黄奶油冰棍儿，桌子上放着一沓沓厚厚的白油纸，上面印着蓝色的字。她们的工作就是两手飞快地用白油纸将冰棍包裹起来，前一拧后一扭，再扔到另一个箱子里。裸体的冰棍一下子就变成我们平常买到的样子了。我十分羡慕地看着她们、高高的冰棍山，以及厚厚的白油纸——我从小喜欢整齐堆放的纸张。我很想向阿姨讨一沓收藏起来。豆豆姐姐后来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沓送给我，这种纸既不能写也不好玩，但是这是有一种特权或关系才可以弄来的。我经常从抽屉里掏出来摸摸滑溜溜的油纸，说不出的满足。这是一种奇怪的收藏癖，类似于攒公共汽车的票根。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包冰棍，速度很快，就像家里人包饺子。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差事，天天跟冰棍待在一起，能看到冰棍出产的原始状态。她们的孩子一定少不了天天吃免费的冰棍儿，就像我妈妈可以带我去她们医院免费打点滴——但是这两者怎么能比？！如果妈妈在这里工作该多好？

每次去卖废品，外婆会在我们出门前给我们一块干毛巾，或是一个保温桶。总是姐姐拎着废纸或空酒瓶，我脖子上搭着毛巾或拎着筒。买回冰棍后用干毛巾包着，双手端着回家，那毛巾里透出来的淡淡凉气，简直连手都感觉到甜了。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找自己的小水杯，等着外婆分冰棍儿。小时候，外婆总是给我一只小杯子接着冰棍儿，省得冰水流得满身满地都是。吃累了或是冻着牙了，就放在杯子里缓口气，定定神，再接着吃。化的冰水也全“啧啧儿”喝了，还意犹未尽地仰着脖子、伸长了舌头将杯底的那一滴使劲够出来。更有不满足的，就倒点凉白开晃荡一下，把那洗杯水给喝了。

我很怕独自走进那个黑洞洞的地道。每个人脚步声在防空洞里都能被放大了数倍，那些回音又让一个脚步声变成数个，似乎我身后还亦步亦趋地跟着几个怪物。我通常是认真把冰棍用毛巾一层层包好后，在怀里搂着，扭头拔腿就跑。一路慌张急促的脚步声在地道里噼啪乱响，冲啊！我在地道里拐来拐去，直到抬头看见坡道上方的大门透出的阳光，我才松了口气。所以姐姐就是陪我买冰棍的保镖，等她周末从寄宿学校回来，我一定吵吵着和她去青年冰室。

青年冰室也不知是哪年拆的，那个防空洞也许被掩在了新的大楼下面？我还记得那几个红漆仿宋体大字，日晒雨淋后变得斑驳，映衬在防空洞绿色的水泥墙上。那个绿，是潮湿的、长过青苔的绿。虽然就在外婆家的小马路对面，但我已经很久没走过那边，也忘了最后一次见到那儿是什么样子。我心里还是只记得水泥石板的小坡下去，是一片落满树叶的空地，那座美味小碉堡就默默地站在那几棵树下，黑洞洞的大门像怪物的大嘴，，等着我自投罗网，去它的肚子抢回美味的冰棍。

那个冰棍的味道和北京“北冰洋双棒儿”的一样一样的。所以每年夏天吃双棒儿，我总是能想到青年冰室。

去劲松办事，中午在M记凑和了一顿。旁边坐着的那一对中年男女似乎是相亲的。男的口若悬河地说着，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事业发展、兴趣爱好、家庭观念、好几百万的房产、在母亲与媳妇间的抉择；女的似乎对这些话题不太感兴趣，总是半歪在椅子上，一次次用慵懒的口吻给他的天马行空踩一脚急刹车，将话题急转至“那你孩子跟谁？”、“家里还有谁？”、“你媳妇现在在哪儿？”。几次突然问话都打断了男人的思路，把他弄得有点措手不及。在男人给女人展示他小卡片相机里的照片并热情地讲解时，女人走到他身旁看着，弯下腰贴得很近。她衣服太短，俯身时半截白晃晃的腰部伸到我眼前闪耀着。

那天早上，绍兴一位邓老师给我打来电话，他正在将浙籍人士的对联整理成集，正好整理到老外公这儿，想看看咱家亲属中有没有老外公的照片，可以配文。实在是遗憾，来氏家族的湖南这一支，别说是我们这一辈，连我妈她们也从未见过老外公。我只知道大姨与杭州的亲戚在网上有些往来，便将大姨的邮箱告诉了这位老师。真希望杭州的亲戚们能有些线索，我也有缘得见老外公的旧照。

小时候只在外公外婆家的一本旧书中，读到过老外公一些简短的事迹。后来在网上也查过一些资料，可惜也无非是相互转载的内容。倒是前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意外找到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孙子之新研究》，作者是日本的阿多俊介，翻译者是来伟良和孔霭如。我很好奇地问妈妈，这个“来伟良”会不会是老外公？妈妈听外公说过，老外公是懂日语的，也做过一些文集的整理。于是买下了那本旧书，送给老妈做生日礼物。

对老外公的认识就仅限于此了。也不知是中国人是不是有寻根溯源的爱好，或是从小爱听大人们的故事，又或是“武备学堂”、“光复会”、“同盟会”、“辛亥革命”这样关键词引人入胜，我对老外公的生平倒十分神往。外婆说过，我外公是老外公的几个孩子里长得最像父亲的人，我外公都帅成那样，老外公会是什么样呢？于是乎，我就在想像中给我外公穿上马褂、长衫，或是戎装。也不知杭州的亲戚们有没有旧照，也许，老外公的照片早在文革时就付之一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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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邓老师收集的一些资料：

人物小传：来伟良（1882—1967），浙江萧山长河人，浙江武备学堂及浙江炮工学院将校科毕业。光复会会员、同盟会会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统元年（1909）年，任清军浙江陆军混成旅工程营左队队官，旋升充该营管带，后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辛亥革命。他是光复杭外一役的第一个发难者。为光复杭州作出卓越的贡献。 民国元年（1912），来伟良调任浙江陆军步兵第四团团长。五年，参加讨伐袁世凯之役，防守皖浙边境，阻击敌军入侵浙江。继调任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国对德宣战，来伟良奉命防卫乍浦一带海岸。 七年起，来伟良改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编遣委员会副科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副处长、军政部交通机械修造厂厂长、高级参谋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负责军用车辆修理重任，1945年抗战胜利，来伟良已63岁，遵照规定，办理退役，此后息居家园，撰写《辛亥革命亲历记》等文史资料。

【自撰联】挽张以柏一德望媲崇公，生荣死哀，浙水军民同一哭；遐龄齐绛县，嘉言懿行，沃洲耆旧炳千秋。 挽张以柏二积德大家声，显荣早合欧阳表；老成归上界，行宜应刊有道碑。

【出处】：以上两联见《张封翁以柏公荣哀録》。

【简释】：张以柏:浙江省省长张载阳之父。 挽黄蔡二公拼铁血以购取共和，记武昌拔帜，滇蜀挥戈，万死誓不回，还我河山伸大义；痛勋杰竟后先殂谢，奈患难甫平，疮痍未复，百端胥待理，更谁砥柱奠中流。

【出处】：此联见浙江黄蔡二公追悼大会事务所编《哀悼录》。

【简释】：黄蔡二公：指黄兴与蔡锷。黄兴（1874－1916）：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湖南长沙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蔡锷(1882—1916) ：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华民国陆军上将。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爱国将领。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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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于好奇，又在网上搜了搜，下面这段资料也是我没见过的。乖乖隆滴咚，老外公还起义呢！我惊了……

来伟良（1882～1968）字醉樵，萧山长河人。自幼就读私塾，后考入杭州府中学堂追求新知，因见清廷腐败，便萌发从军报国之心。1904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毕业后又入浙江炮工学校工兵将校科。1909年，调升浙江陆军混成旅工程营右队队官（相当于连长），旋升该营管带（相当于营长）。是年秋季，参加辛亥革命，率领工程营士兵起义，光复杭州。1912年，调任浙江陆军步兵第四团团长，驻军抗、嘉、湖地区。是年参加讨伐袁世凯之役，出防安徽、广东一带，阻止皖省叛军侵浙。8月充浙江步兵第一旅旅长。1918年调浙江外海水上警察厅任厅长。 1926年冬响应北伐，率水警起义，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作战，并会同国民革命东路军从闽入浙，光复温州、宁波。1929年1月，任南京政府国军编遣委员会副科长。1929年4月，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少将副处长。1931年，任军政部交通机械厂少将厂长。1942年4月，在重庆任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至年终限龄除役。1968年1月7日病故杭州。

前天，听说张军跳楼了。收到青青姐姐这条短信，我心中一颤。不知这样年轻轻便春风得意的人，怎么会走到这样一步。

“大钱包”是我给张军私底下取的绰号，有些贬意。他曾是豆豆姐姐的朋友，也是青青姐姐的Boss。我统共就见过他两、三面儿。第一次是豆豆姐姐出国前，他请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好豪华的大餐——那回我第一次吃到生鱼片嘞！第二次，是豆豆姐姐出国后没几天，我去他公司找青青姐姐时见到他，他分明见过我，却不搭理我——可能觉得我是个小屁孩儿。第三次，是在上地的青青姐姐家，他来找董永强要车钥匙。这三次他都给我留下盛气凌人的印象。

在第一次见面的饭桌上，感觉连外婆跟张军说话都很拘谨和客气，他是东道主嘛。我记得席间他说了一句：“豆豆将来不回来了吧？”姐姐装作满不在乎地说：“回来做什么，我才不回来！”他又接着说：“那就找个老外嫁了呗！”吃完饭，我们全家人先走了，豆豆姐姐留下和他单独聊。后来听说姐姐是哭着回了家，我隐约觉着豆豆姐姐不喜欢他。第二天和姐姐溜弯儿时，我突然没头没脸地说：“我不喜欢张军，他是‘大钱包’！”姐姐咯咯一乐，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我忿忿地说：“就见不得他那很拽的样子。”

07年时，家里添了好些麻烦事，豆豆姐姐大老远从美国打电话和我聊。跟我说她去美国之前的那些故事。我才明白，“大钱包”是如何改变豆豆姐姐人生的，也明白95年夏天那个黄昏，豆豆姐姐坐在阳台上为什么那么哀愁。姐姐说，当时年纪轻，对这样的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又为了能让青青有个体面的工作，终于带着青青去了北京投奔他，并继续博士学业。第二年，青青姐姐和老董在张军的主持下完婚，了了豆豆姐姐的心愿，紧接着没几天，她就去了美国。

往事就像一幅拼图，要一块块捡拾起来、拼凑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你才知道这之间的联系。

那天下午开会，我拿着手机要给姐姐发邮件，把他家人的电话告诉她，却始终发不出去。我攥着的手机直发烫。我心想：如果，姐姐没有出国，跟他在一起了，姐姐是什么样儿？他又会是什么样？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人生，做决择时都很痛苦，可是不管任何结果，蔫知非福，又蔫知非祸呢？只有推开那扇门了才知道。

我使劲回忆“大钱包”的样子，但是想不起来了。不知他是怎么看待我姐姐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到底如何。15年后的今天，如果我还认识这个人，看他的角度可能会不太一样了。最后，愿他安息。

PS：远离毒品，永远不要有这种好奇心。

花一些时间在网上找了一些汪精卫的生平来看。

从十几年前读了汪的那首诗，让我对汪精卫到底是不是“大汉奸”一直有疑惑。在对日本的立场上，至少人家是抱着曲线救国的目的，可惜有时“曲”得太厉害了，太配合日本人了，清乡运动杀了不少中国人，尤其是共铲党。不过日本曾向他保证不侵略不割地，他又是曾经留日的，对日本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与中国“和平共处”自然有他的观点。他当时逆抗日大流而主和，也是需要“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他死后，掌握舆论的国共两党都恨他，他能有几张嘴替自己辩护？可怜他一生都秉承和宣扬孙中山遗志，也支持过联俄联共，到头来被国共两党搞得遗臭万年。卖国、败国的多了，严格说起来，老毛老蒋又弄死过多少自己人？当今时代，为一己谋私而弃万民于不顾的官员，又有多少？

唉，历史不容细想，一脑门子官司。现在给所谓的罪人翻案，要给人骂善恶不分、没有立场的。可是善与恶，真的能划分得那么清楚吗？历史上的“莫须有”罪、替罪羊、被当权派转移舆论视线被搞臭的人，真是数也数不清。我们对历史人物的思维贯性就是：历史上已经定论了，岳武穆就得流芳百世，容不得置疑；汪精卫就得遗臭万年，容不得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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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刚在网上看到《还我汪精卫》一文，转载如下。

《还我汪精卫》

作者：余樟法（笔名：东海一枭）

一
    历史上国共两党你死我活，对许多人物的评价截然相反，但对汪精卫的汉奸定论却是步调一致，似乎汪精卫在全民奋起焦土抗战之时媚日投敌铁证如山。当年的小枭也不曾置疑，只是为此人从一个敢于“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大英雄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惋惜不已。

     后来读了汪精卫《被逮口占》以外的其它诗词，就不仅仅是惋惜惆怅了。他的诗词不是一般的好，无论写景咏物纪游，在在都流露出一种高洁温暖仁厚慈悲的情怀，尤其是中晚年诗作，哀感顽艳，语气沉痛，饱含一种深沉的忧闷，不仅仅才情卓异学养丰厚而已。例如：

    《二十五年结婚纪念日赋示冰如》：依然良月照三更，回首当年百感并。志决但期能共死，情深聊复信来生。头颅似旧元非望，思意如新不可名。好语相酬惟努力，人间忧患正纵横。

《登祝融峰》：直上祝融峰，远望八千里。苍茫云海中，不辨湘资与沅澧。古来此中多志士，国难之深有如此。吁嗟乎！山花之丹是尔爱国心，湘竹之斑是尔忧国泪。

《杜鹃花》：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

《满江红》：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

　 《虞美人》：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
    ……

     这些作品中，家国之悲，兴亡之感，喷薄欲出。“其胸次之涵养与性情之流露，能令读者往往爱不忍释。”（汪的助手曾仲鸣序汪诗之语），细细品味，不由得大起疑心。人品与诗品固然未必尽都一致，两者互异或人格分裂者史有前例，如潘岳、严嵩辈便是。但是两者相反和矛盾到如此地步，不太可能，叫人难以接受。

     而且，一个从小接受过王阳明的良知学的熏陶训练的崇儒人物，一个曾经勇于“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的豪杰之士，怎么会是人格卑污的汉奸国贼？我知道人会变，但怎么能变成完全两样？每念及此，胸中十分郁闷不快。随着对国共两党认识的深入，越来越怀疑其中另有隐情。国内发表、出版的有关汪精卫的文章书籍当然不可信，由于未能看到有关真实史料，只能存疑。

二
     览读有关资料，真相渐白，尤其是林思云先生“力争做到求实客观”的《真实的汪精卫》一文及金雄白先生《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后，胸中疑团砉然冰释。自斟烈酒猛饮三杯，热泪滚滚而下，却也大为畅怀。这才是汪精卫啊，这才是诗词中、历史上和我心目中的汪精卫：既浪漫豪迈又低回沉郁，既悲歌慷慨又忍辱负重，既壮怀激烈又风流儒雅！其生平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嘉言懿行，精彩多多，兹特从林文中撷录一二与读者共享：

     —-汪精卫相貌才华一流，生活作风却异常严肃，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生活象清教徒，被人称为“道学先生”。婚后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这些品格不但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便是放在当今民主社会或民运队伍中，也是十分优异。

     —–汪精卫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主动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事败被捕，他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并与黄复生在法庭上相互争著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和陈璧君举办结婚仪式后，返回他８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行前致函孙中山曰“弟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前当破坏时代，或不必须精深之学术始能胜任。今则非其伦矣，政党已定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民生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之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至坚，而不可摇。”

     —–汪精卫淡泊名位，清廉自持，袁世凯曾要授勋给他，他坚辞曰：“革命党人姓名下缀‘勋二位’三字，是何意态？我辈苟有一毫功名富贵之念，不如自始不为革命。”他对部属要求极严，从不用“结拜兄弟”“封官许愿”等方法来拉拢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都被婉言谢绝…。

     —–汪精卫淡于个人荣辱毁誉，勇于任事，极有责任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作，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后兼外交部长）。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签了不少局部的“卖国”协定，有些是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同日方订立的，汪精卫事前一无所知。汪精卫身边有人劝他：“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精卫答道：“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就要负一切责任的！”蒋介石在私下里也曾对人说：“汪先生这几年为党，为国，为我，都说不得的，请你们不要再反对”。

     —–汪精卫首次遇刺后在会见报社记者时为杀手求情：“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类似事例很多，这里恕不一一。事实证明，汪精卫确实是淡于物欲权欲、深具高风亮节的。他一无枪炮二无人马三无财力，在国民党中常居高位，直到“投敌”之前，在国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崇高威望，“叛国”之后，还有不少优秀人物冒着身败名裂的大险，心甘情愿追随其后，秘书曾仲鸣甚至代之而死，无怨无悔，这一切靠的完全是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

三
      汪精卫从小在父亲指导下学习王阳明哲学和陆游诗词，奠定了内在修养的基础；后来在日本政法大学学习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政治进化论》等，形成了“均权”“共治”等政治信条。在国民党群豪之中，他不仅道德人品无与伦比，其民主思想也最为真诚，对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广大同胞爱得最为炽热深沉，正如汪精卫自己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后人评汪精卫一生多变，有野心无宗旨。事实恰恰相反，是无野心，有宗旨。他先暴力后和平，先联共后反共，先用蒋后反蒋，先主战后主和，常常辞职又复职、出国又回国，但多变善变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最高宗旨在：国民利益和建基于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这是他的人生宗旨和政治宗旨，就象一条线贯穿他的一生。

      例如，汪精卫开始是坚决容共拥共的，并为此成为众矢之的，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偏袒中共”的指责，汪精卫毫不退让，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但是，当他获悉共产国际给武汉的中共中央密令后，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人士。因为密令中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内容！如果中共叛乱成功，不知多少国民党人和开明士绅死无葬身之地。

     又如，蒋介石为了不让敌人利用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中国各战场大搞烧光毁光的焦土战术。但焦土战的最大受害者并不是日军，而是中国的平民百姓。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国民党军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蒋介石这些举措都遭到了汪精卫的反对和批评。

从以下这些事实中也可体现出了汪精卫的爱民之心：汪政府成立后，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人民生产生活活如常，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汪氏政权对日妥协，日方也要受“密约”的制约，履行其“善待中国俘虏”等承诺；日军对沦陷区的直接掠夺，也由于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征收粮食，让日占区百姓不受日军侵犯骚扰。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

     汪精卫联共反共，用蒋反蒋，辞职复职，出国回国，主战主和，这一切一切，包括汪精卫“变节投敌”的具体经过和前因后果，在林文中都有介绍，不赘。从桩桩件件事迹以及汪精卫的言谈中，我能充分体会出那种忧民忧国的悲心、救民救国的婆心、存亡续绝的苦心、无私无畏的金刚心！

从少年、中年到晚年，汪精卫的思想观点当然有发展、有改变，但一生所作所为始终以国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最高宗旨，其品德和精神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他早年主张暴力革命、谋刺清廷高官，是为了国家民族；晚年倡导和平建国运动，在沦陷区成立政府，同样也是为了民族国家！

我早上迷迷糊糊地想：不知有没有哪些事儿他只跟我经历过，而没跟其他姑娘经历过。这样他回忆起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和那些地方，脑子里就只有我没有别人了。比如说，如果他去什刹海滑冰，会勾起他和谁的哪段回忆呢？

12月30号那天，刘佳跟我说那人结婚了，10月国庆节期间。她说第一个念头就是：谁家闺女这么倒霉？应该还是那个土妞。我想的是：国庆节期间？不会是从葫芦岛回来那天吧？那天我在出租车上看见外交部街胡同口有个背影很像他，于是发短信问他，也许他那时正搂着新媳妇呢。这就像当年刘佳给他发短信时，他搂着我在北土城的长椅上坐着。如今刘佳和我，不过是摆在床头柜上的多啦A梦闹钟和水瓶座麦兜，他也不过是我书架上那只落满了尘土的小红袄雪纳瑞。

得知他结婚消息的那天，我们分手那年买的用了3年的茶壶也不小心磕裂了。我马上买了个新的。把旧的扔进垃圾筒那天，我给它照了张像：谢谢你给我泡花茶喝的日子，不过你已经废了，留着你没用了。

刘佳和小假发那天说什么“你看你还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啊”，小假发还问我是不是对他还抱希望？阴影是有的，不过我一点儿也不抱那样的希望。这是实话。当过去那些温馨的镜头在我脑海里闪回，再想想自己现在对他看法的改变，既可怜自己又可怜他。时间的流逝能变出这么一魔术，真让人心酸害怕。想想看，在一起不过3年的时光，现在分手都快3年了。快不快？如果3-3=0倒好了，0得一干净，0得一痛快，0得没心没肺。

我想像不出他结婚后什么样子，也许没什么变化。可能有了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会给孩子换尿片儿吗？会张罗着给孩子热奶、“猴儿搂着”孩子、从嗓子眼儿里发出尖细的假声来逗弄那孩子吗？他会给那孩子取什么名儿？或者如他所说：“哎哟，连自己都养不起拿什么养孩子？”

我们还好的时候他问我：“你将来会不会写一篇《C君》那样的文章来纪念我？”我想像他现在的模样，也是C君那同样的画面。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就要过去了，我们即将迎来二十年代。十年前的今天夜里，我陪着外婆，迎来了千禧年。

99年12月31日，马上要迈入2000年，大家都有些莫名的兴奋。那天下午，爸爸妈妈原是要带我去湘潭奶奶家过节。我在临上车前突然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这个日子多特殊啊：外婆八十多岁了，能健健康康地和我们小辈一起跨世纪，是多有福气的事！我知道外婆也是有心人，她也是很在意今天这个日子的，可是那天她却只能孤伶伶地一个人窝在冰凉的屋子里，看看电视、早早睡觉。我打心里觉得应该代表外公，陪她过这个不同凡响的夜晚。于是我跟爸爸妈妈说，奶奶家有叔叔、姑姑他们陪着，外婆一个人太可怜了，不如让爸妈代表我去陪奶奶，我去外婆家。爸爸妈妈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叮嘱我了几句他们就登上了去奶奶家的大巴。

我傍晚的“突然袭击”给外婆带来巨大的惊喜。我成心不拿钥匙开门，想“吓唬吓唬”外婆。我叮咣敲门时，听到外婆在房里小心翼翼地问：“是谁呀？”是啊，儿女们都没说要来啊，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呢？外婆打开门愣了片刻，惊喜地叫道：“呀，臭屁熊！你怎么来了？”我笑得东倒西歪的——我总是这么逗外婆，特喜欢看她惊喜的样儿！外婆张罗着拿出各种好吃的摆在我面前，念叨着：“好乖乖好乖乖嘞，还想着外婆！”

12点钟声敲响时，楼道里家家户户都点燃了鞭炮，大街上的人们都欢呼着，屋外火树银花。我和外婆站在阳台上观看着，我趁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大声喊着：“新年快乐，千禧年快乐！”还拉着外婆边唱边跳《洋娃娃和小熊跳舞》，外婆也是乐不可支，她感慨地说：“日子过得真快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老说‘21世纪就如何如何’，这一晃21世纪就到了！”

那天晚上，爸爸妈妈来了电话，原来他们走到半路就下车了，元旦节一大早他们也赶来外婆家一起过节！

外婆，你还记得那天不？现在在天上有外公陪着你过新年，你也一样开心吧？今天晚上，臭屁熊特别想你呢！

新的一年就要来到了，我希望生活会更加精彩，希望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能拥有幸福、快乐、健康、平安，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